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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格里耶和我（们）在一起

陈 侗

       2月18日，法国著名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在诺曼底城市Caen病逝，享年85岁。罗伯-格里耶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宣扬和领导的法国新小说是50—70年代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文学流派，在世界各国的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和持久的影响，其知名度在外国甚至超过了在法国。罗伯-格里耶经常受邀到各国旅行，他曾在1984、1998和2005年三次来中国。他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译成了中文出版，自80年代以来众多的热爱现代主义的文学青年都对他有一定的了解。1990年，广州美院教师、艺术家陈侗开始扮演罗伯-格里耶作品的出版人的角色，他在1998年推出三卷本《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的同时，也邀请了作家夫妇访问中国南方。2005年，他又再次邀请罗伯-格里耶到云南旅行。陈侗对罗伯-格里耶的回忆，虽然较少谈到其文学作品，却给我们塑造了个性更加鲜明和真实的大师形象，它或许能丰富和改变我们对其作品的认识。（编者按）

在阿兰·罗伯-格里耶2月18日去世后的一个星期内，我为各式各样的媒体写了好几篇文章，还接受了电视采访、电话采访和电邮问答。这些文章和1998年接待他访问中国南方时的报道加在一起，足可以编成一本书，但我不打算这样做。我越是了解罗伯-格里耶，越是感觉到我所接触到的那些事情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相同的版本，只是地点和人物不同而已。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提到那些小故事，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他的形象，使这个形象尽可能地离新小说的教义远一点。换句话说，这是我作为他的朋友而不是研究者此时唯一能做的事情。

从1998年到2005年，我和罗伯-格里有过5次见面，最短几个小时，最长19天，每一次我都记住了一些事情，同时也忘记了更多的事情。为了让叙述更方便和直接一些，在这里我将省略一些事情的上下文关系，只描述故事本身。

第一次，1998年4月，巴黎

4月23日上午，天娜（杨诘苍的妻子）陪同我前往布罗涅树林前的18号楼拜访罗伯-格里耶。我们很准时（其实是早到了，在院子里故意耽误了一阵），他也很准时（待在家里，开门）。我一进门就见到走廊的墙上画满了雷勒·玛格利特的一幅画，不是原作，是找人画上去的（罗伯-格里耶一生与两位画家有过合作，一是玛格利特，一是劳森伯，关于这点，似乎还没什么人研究）。客厅的正面墙上，也有两个框子，一个里面挂着一幅线描画，画的是一个裸女，腿上放着一只猫，而另一个框子是空的，好像是主人不知道该把哪幅画放在里面。罗伯-格里耶指着那张线描对我们说，它的题目叫做“一只猫挡住了另一只猫”（这个被挡住的‘猫’原来是裸女的阴部）。入座时，罗伯-格里耶指着红色绒布沙发的一头说，你们随便坐，自己则走向靠窗的一头，说平常我都是坐在这里的，我注意到，那里的坐垫明显地陷下去了许多。我坐在沙发上，看见对面的地上推满了书，而客厅里没有一个书柜。后来，我在一本评传里发现了70年代初的一张在这个客厅里拍的照片，里面的陈设与我现场看到的一模一样，连挂画都没变。我感到很吃惊：我们在中国经常搬家，或不断购置新的东西，而罗伯-格里耶这位坚决主张革新的小说家居然可以在30年中对着一个不变的居住环境，这是一对矛盾还是另有奥妙？

罗伯-格里耶很健谈，目光坚定、炯炯有神，嗓门也很洪亮，略微笑带点嘶哑，更显得厚重。我们的谈话两次被电话打断，罗伯-格里耶每次都跟对方说，他在跟中国朋友“开会”。我经常听到别人说他很傲慢，很容易发怒，在后来的几次接触中我也略有领教，但这些都无法和我从他那里欣赏到的幽默相比。他并不是经常讲笑话，而是把幽默投放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相反，在他的作品中，幽默成份却不多见，除非是在谈论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谈话进行了没多久，罗伯-格里耶的妻子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就从里屋出来见我们了。她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要老一些，也许是那身打扮造成的第一印象。她也写作，在午夜和格拉塞先后出过两本书，都是描写S/M（性施虐或受虐）一类的作品，用的也都是化名。罗伯-格里耶在一旁赞扬她妻子的书写得不错。他自己的书或影片中出现的那些S/M成分是受卡特琳娜影响还是卡特琳娜影响他，我们无法得知。多年后，即2004年，卡特琳娜在丈夫的怂勇下出版了1957至1962年间的日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就连我的一贯强烈反对他们的朋友，也一下子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书中有一些对于他们夫妻与朋友之间的一些S/M演习的描写，这个朋友指的就是午夜出版社的社长热罗姆·兰东。当然，日记出版时兰已经去世三年了，但是她的女儿应该对此事的曝光有些看法。所以，人们注意到，罗伯-格里耶的后几本书都不是交给午夜，而是在法雅尔出版。2004年后我也到过午夜出版社几次，为了不引起不愉快，我只字未提罗伯-格里耶，倒是伊莱娜（兰东的女儿）去年10月还问起我：你知道罗伯-格里耶出版了一本新书吗？她指的是9月份上市的《情感小说》，又一部更地道的色情作品。我说知道（何止知道，我还正准备买下它的版权呢），也不敢再往下说。

第二次，1998年11月，广州/阳江/湛江/海南/桂林/香港

按照我们的约定，罗伯-格里耶和妻子在1998年11月应我的邀请来中国南方旅行。当时还没有巴黎直飞广州的航班，于是他们飞到香港，我到罗湖关接应。罗伯-格里耶怕冷，在带冷气的火车车厢里，他被冻得缩成一团，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红色围巾。我把他们安排在白天鹅酒店，一进房间，罗伯-格里耶就瞪大眼睛，咧开大嘴，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原来，我们约好是开一个带两个床的房间，但眼下他看到的是一张大床。他生气了（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生气），我赶紧叫服务生联系换房间。夫妻间分房、分床或分被子是很正常的事，但一般情况下也不至于坚决不能同床啊！我虽照办，但仍有些不理解，只当是习惯使然。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刚刚拿到的新出版的《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三卷本来到酒店大堂，想让罗伯-格里耶先睹为快，他高兴地翻了几下，说这不是我的书，是一个叫罗伯-格里耶的家伙写了这些书。这个幽默的说法作为谦虚的同时还另有一层意思：世上存在着好几个罗伯-格里耶，一个是站在我跟前的这位，一个是用法文写小说的那位，还有一个就是标在那些不是用法文出版的作品上的那位。哪一个罗伯-格里耶更真实呢？又或者，误译或误读是不是被允许呢？罗伯-格里耶在这一方面显得比其他作家大度，据说米兰·昆德拉和苏珊·桑塔格都曾对中文翻译提出要看译稿，罗伯-格里耶没有这样，也许是他对我的工作充满信任吧。如果他心里真这么想，那我所花的那些无数的日日夜夜就很值得了。

我们在广州只停留了几天，就前往海南，途中我们在阳江和湛江各住了一晚。到达阳江时已经是傍晚，我们在海滩待了一阵子（罗伯-格里耶对人工化的海滩不屑一顾）就在回来的路上吃了一顿海鲜餐。饭后，我们四五个陪同者将罗伯-格里耶夫妇送回酒店，转头就去光顾市内的夜总会，感受那里的脱衣舞现场气氛。9年后，我校对完卡特琳娜的《新娘日记》，才发现当时我们将他们送回酒店是错误的。在《新娘日记》中，卡特琳娜曾提到他们在日本旅行时常常光顾脱衣舞场，差不多是当做工作来对待。那可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年代啊！我们的思想看来终归是保守的。或者，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所理解的文学由于过分注重形式反而忽视了形式亦存于现实当中这一点。这是一个遗憾，而且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海南，罗伯-格里耶的胃口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喜欢吃肉，所以从广州开始我那吃了半年的斋就不得不开戒了，我不吃肉就显得不礼貌。当我们路过一个海鲜坊时，罗伯-格里耶见到了龙虾，便提出想吃，我只能满足他，结果那一只龙虾就花了近两千元。当他餐后提出要抽一支雪茄时，我就搭上摩托车满街转，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在香港，路径一家烟店时，罗伯-格里耶发现有一盒雪茄200多港元，便掏钱想买，仔细一看，少数了一个零。

冬天的海南，气候对罗伯-格里耶来说非常适宜。白天，他只穿一件长袖衬衫，不停地拍照，却从未让卡特琳娜拍过他自己。当随行的张海儿在海滩上给他拍照时，他就摆出了一幅列宁式动作。他告诉我们，在俄罗斯，苏联时期某些火车站的道旁就立着和他动作相同的一尊尊雕像。当他坐在沙滩上清理鞋子里的沙子时，我们注意到他的一只袜子破了一个洞。海儿和我一样十分欣赏罗伯-格里耶，然而，罗伯-格里耶却不怎么喜欢海儿给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认为在海儿的照片中他成了一个道具，而不是画面的主体。的确，在海儿回来后洗印出来一张照片中，主体是五指山的一些村民和村里的手扶拖拉机，而罗伯-格里耶被处理成  躲在村民的背后，似乎只露了半张脸。相反，我拍的那些彩色照片，罗伯-格里耶永远是画面中的主体人物，他更喜欢我拍的。

一天早上吃早餐时，我让翻译转告罗伯-格里耶，说我打算在随后的几天里利用早餐的时间谈一些他作品中的问题，类似于采访。翻译随后将他的回答转告我，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他真是这么说的吗？是的，真是这么说的。那一刻我的心情显得很不好，因为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吃早餐时做采访是一个愚蠢的想法。2001年，当我在诺曼底的城堡里向罗伯-格里耶重提此事时，他也惊呆了，说你的翻译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吃早餐就吃早餐，做采访就采访，两件事不要搅在一起。罗伯-格里耶最终的解释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正是一种我们缺少的严肃认真的工作方式。由此我还想起他那著名的讲座前不吃东西的习惯，也是出于不愿在吃饭时还要想到做讲座以至于无心享用美味佳肴的考虑。生活与学术两者都不能耽误，但顾全的办法不是同时做这两件事。

第三次，1998年12月，巴黎

在罗伯-格里耶离开中国不久，我又一次到了欧洲，主要是为了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个小型艺术活动。中途我回到巴黎，并再次在布洛涅的18号院里拜访了罗伯-格里耶。这一次，大概是为了答谢我，罗伯-格里耶有意将会面的时间定在晚饭前。果然，在客厅里没坐多久，罗伯-格里耶夫妇就领我和翻译下楼，穿过马路，去一家他们常去的餐馆。我们边吃边谈，但到底谈些什么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用拼字游戏的方式，用布列塔尼岛的一个地图上查不到的小地名为我起了一个名字：THECONEC，每一个字母都来自于“陈侗”（CHENTONG）的拼写，只是多了一个E，少了一个N。2001年，罗伯-格里耶在由午夜出版社寄来的《反复》一书的白页上，还不忘记在赠言上我的名字前面加了这个他起的名字，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不是法国人的法国人（也许准确地说应该是他的同乡布列塔尼人）：戴戈尼克·陈侗。

第四次，2001年3月，诺曼底

我并没有每次到巴黎都去见罗伯-格里耶，我不想没事也打扰他，但这一次，我是与鲁毅同行，所以我们约好在诺曼底Ceans的乡下城堡见面。在电话里，罗伯-格里耶告诉我们，出了火车站你们找一辆出租车说上罗伯-格里耶的房子就可以了。任何一辆出租车吗？是的。果然，出站后我们随手叫了一辆出租，司机就说常去罗伯-格里耶那里，而且他们的关系似乎还很好，他的妻子还在中学的法文课程里讲授罗伯-格里耶的作品，这一切看上去就像发生007的故事中。车子开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走在一条乡间公路上，这里很乡下，司机说。进了城堡的范围，我们远远地看见罗伯-格里耶就站在屋子前的台阶上，他算得很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时候到达。我们参观了屋子的一楼，但未能去到二楼，那是罗伯-格里耶的书房，是一块禁地，我只在电视里见到过。在兼作厨房的客厅里，依然像在巴黎的客厅一样，陈列着一些旧器物，例如柜子里摆着一组由大到小的瓷器，墙上还挂着一支枪。屋外，园丁正在远处忙活。我们走出屋子，去参观罗伯-格里耶的温室，里面摆放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仙人球。花园里堆积着大根大根的被砍成几节的木头，这是2000年那场飓风留下的遗物，它令罗伯-格里耶伤心了好一阵子。

当我们走到院子的前门时，罗伯-格里耶兴冲冲地拨开掩遮着一堆山石的植物，让我们看某块化石，他拨来拨去，嘴里念叨着，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化石。每一次都会这样吗？还是他自己有意编一些说法，让我们不至于远道而来没东西看。

我们在城堡里待了两个小时后决定离开，罗伯-格里对我们来时火车中转站的名字surdon感到疑惑，他坚信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这让我们感到特别有趣。因为到达城堡的前一天我们先到了阿朗松去参观印刷厂，所取的不是罗伯-格里耶从巴黎径直回来的路线，所以他就做了他的主观判断。这个小小的错误既说明罗伯-格里耶是一个细致得近乎固执的老人，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在他身上并不缺少主观性。推而广之，他的小说绝对不像人们所说是“客观的”，至少是有一半的主观性。

第五次，2005年9月，北京/云南

罗伯-格里耶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05年9月，作为法国作家代表团成员（或者是团长，我记不清了），他被应邀出席中法文化年期间的图书周活动，我趁机也安排了陪同他作一次云南之行。就是在上次，在城堡前告别时，他对我说，我老了，时日不多了。意思是要去云南就赶紧去（他想去云南完全是因为她姐姐曾经到过云南）。我先是赶在他到达前到了北京，以便去机场接他。这次到访具有官方性质，在图书周开幕的那天，罗伯-格里耶不得不应付很多仪式和会议，但看上去他对所有的活动都缺乏热情。会上，中方宣布要将一个贡献奖颁发他，早已经和其他领奖人站成一排的罗伯-格里耶接过奖杯，装出了它沉甸得几乎拎不起的动作，一只手往下坠了一下，还朝我这边看了看（现在，这个纪念品就搁在了我这里，上面的小铜牌也已经不见了）。之后，是宴会上更为庄严的中法两国有关负责人讲话，前排的几张桌子几乎都空着，因为大部分领导都在台上，只有罗伯-格里耶一个人坐在那里，他有点饿了，就动手去吃了几块离他很近的点心。他又觉得有点冷，就把大使馆文化处满碧滟女士的披肩当成围巾在脖子上绕了好几圈。他开始喝一小杯酒，继续吃着桌子上的东西。领导们的讲话还没有结束，但他似乎已经吃饱了，便呆呆地继续一个人坐在那里，不时地用餐巾揩试一下灰白的胡子。这一切动作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和结束，罗伯-格里耶的表现从旁边看过去就像一个大人管不了的孩子，同时又具有对所有这类形式和礼仪的讽喻意味。我站在离他并不太远的地方，内心高兴极了。我知道，无论他使场面处于多么尴尬，他自己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他是大师，法国和全世界的宝贝，而且还刚刚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他有足够的骄傲的本钱。我们从他身上学习的当然不该是骄傲的态度，我们应该学习他的坚定和思想的独立。

在云南，在一辆租来的旅行车上，我们不知道怎么就说起了1959年的那张著名的新小说作家在午夜出版社门前的合影。罗伯-格里耶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因为米歇尔·布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小说，而社长兰东也不怎么喜欢他，所以为了让布托不出现在这张照片中，兰东想了一个办法，在通知布托时将约定拍照的时间说迟了半个小时。这样，等布托赶到时，一张“全家福”就拍完了，最后布托只跟三个人拍了一张。这件事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恐怕布托先生至今还蒙在鼓里。关于新小说作家之间的那些“路线斗争”，最充分的记录应该是在卡特琳娜的《新娘日记》中，这本书是我们了解罗伯-格里耶和新小说的最有价值的文献。                  

罗伯-格里耶的春天

                                      陈 侗 

    罗伯-格里耶去世了！

这似乎不是一条新的消息，很多年前，罗伯-格里耶自己就说过，在火车上曾有人和他面对面却对他还活着感到惊讶（人们大概更愿意相信新小说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几天前，当刚刚来到广州的让-菲利普·图森——罗伯-格里耶之后的新一代新小说作家——和我正商量拍摄《逃跑》的时候，翻译就告诉我据说罗伯-格里耶去世了，我和图森听了都不以为然，以为人们是将另一位也许叫做罗伯特的作家与他搞混了。他身体很好，我们一直这么认为。或至少，我相信，罗伯-格里耶能活到90岁。虽然我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再见过他，但两个月前，即12月中旬，为了取得他的一张照片的版权，以便用作他妻子卡特琳娜的《新娘日记》的封面，我的翻译还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话的那头，他还在打听我什么时候能出版他的《情爱小说》（我10月份去巴黎时这本书就摆在书店的显要位置，甚至也第一次上了机场书报亭的货架）……然而，这一次，罗伯-格里耶去世的消息是真的。不算突然，却让人感到一丝绝望；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一位爷爷级的朋友去世了，我不能再听到他的洪亮的嗓音，不能再看到他的诡黠的笑容，不能再欣赏他的突如其来的幽默，不能再迎接他那不带丝毫敌意的棒喝……

2月18日的深夜至19日凌晨，为了《逃跑》（它的片名已改为《活着》）的实拍，我的手机一直处于忙碌状态。当图森宣布第一天的拍摄工作结束，大家正在收拾东西时，我的手机里出现了北京的朋友发来的告知罗伯-格里耶去世的短信。我走向图森，走向大家，把显示屏亮给他们看，此时的情景一下子如同处在某个历史性时刻：第一代新小说作家走了，第二代新小说作家刚刚结束他的叫做《活着》的短片的第一组镜头的拍摄。

阿兰·罗伯-格里耶，中国的读者的习惯于叫他“格里耶”，他的妻子和朋友们则叫他“阿兰”。当我们真正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老了，五六十岁，或者更老一点，已经出版了他的自传体作品的第一部，而他的真正的形象却是年轻的。他的成名是在50年代，通过几部新颖的、然而又是不那么引起公众好感的作品，他成为了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人物，或者是理论家和演讲者。因为他能说会道，时常也遭受同行的妒忌，公众也往往对他敬而远之，只知其名而不读他的作品。不过，在国外，罗伯-格里耶比在法国受到了更大的欢迎和尊重，他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旅行和讲学，他的小说和电影也经常以法国以外的地方为背景，例如《纽约革命计划》中的香港、《不朽的女人》中的土耳其等。

一直以来，文学批评都将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描述成“反小说”，“客观小说”、“物小说”，基本依据是他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对“物”的过度描写，并以此取消对“人”、“人性”的深度关注，从而达到一种和传统小说——例如巴尔扎克式的作品——不同的客观性。不过，自从罗伯-格里耶于1984年起出版了他的“传奇故事”（即自传体作品）三部曲之后，这类批评就有些站立不住了。在“传奇故事”三部曲中，罗伯-格里耶不仅清理了他的文学观念，同时还展现了他自己、他的家庭以及整个思想和文学世界的生活。借助于这种普鲁斯特式的回忆，罗伯-格里耶试图告诉我们他“从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也就是说，在人们所强调的客观性当中，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主观性。也许，他真正反对的而又真正不为人们接受的只有两样东西：“形容词化”和“省略号”，两者都属于不该有的“不确定”。他真正要的“不确定”是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的确切的观察，而不是将这个世界形容词化。

从理论上讲，罗伯-格里耶的观点并不难以理解。然而，他的理论恰恰是建立在他的小说实践基础上的。他的小说不堪卒读并不是因为他在里面设置了多少障碍，而是因为它们完全背离了传统小说，背离了人们的传统阅读经验。其实，作为一名现代主义者，罗伯-格里耶对经典有着相当多的了解。他反对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反对非理性；他的写作和理论阐述遵循着严格的逻辑，包括在语法上的运用也相当严谨，他在80年代初完成的作品《吉娜》曾被列为法语的中学教材，而让他感到自豪的另一件事不是他的小说写得有多好，倒是他的法语从发音、用词到语法的准确在今日法国已不多见……

罗伯-格里耶，罗伯-格里耶，整整一天，我接到的电话都是关于罗伯-格里耶，关于他的作品，关于他这个人，关于他在中国的三次旅行。我觉得自己一下子被逼到了一个绝境里，我找不准用来形容他的最恰当的词：新小说的教父？长着一个数学家脑袋的水手？午夜的魔鬼？我忽然想起最能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也许不是他的小说和他的理论，而是他妻子的《新娘日记》。在这些从地窖里找出来的旧记事本中，多面体的罗伯-格里耶的伟大并不表现在文学的勇气和才智上，而是在探索情感世界的态度中。这将是一个早已经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的新的罗伯-格里耶，他帮助我们解开了那个旧的罗伯-格里耶留给我们的谜团，让我们把重新了解他作为他的最好的悼念吧。

南方周末　  　2008-02-21